中新网3月25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25日下午召开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发表讲话时指出，今年将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要把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等行为作为问责重点。对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要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温家宝指出，今年是本届政府履行职责的第一年，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有新进展。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认真做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查办违法违纪案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等各项工作，努力取得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成效。

　　温家宝指出，今年在制度建设方面要重点做好五项工作：(一)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制度。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专家咨询、集体决策，完善社会公示与听证、决策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制度，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立健全决策后评价、反馈纠偏和决策责任追究等制度，坚决制止和纠正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

　　(二)规范重要领域权力运行制度。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完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对“小金库”问题进行专项治理。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制度改革，公共资源都要通过公开透明和竞争方式交易，对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使用权出让情况要开展专项清理和检查。深化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完善资本运营、采购销售、收入分配等管理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完善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要继续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实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性审查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的管理。坚决纠正利用行政执法权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四)健全政务公开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拓展政务公开的领域和内容，增强行政收费、公务消费、政府重大投资工程预决算等财政管理领域的透明度，推动教育、医疗、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继续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五)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要把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等行为作为问责重点。对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要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温家宝强调，惩治腐败要一手抓制度建设，防患于未然；一手抓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决不手软。要始终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以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案件为重点，严肃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商业贿赂案件。对土地管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督等方面失职渎职问题，要坚决追究责任，并查处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要依法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赃款赃物追缴和缉捕追逃力度，决不让他们逍遥法外。

　　温家宝强调，各级政府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把廉政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强领导。第一，要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努力建设廉洁政府。第二，领导机关要作廉政的表率，领导干部要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第三，加强对公务员的教育和管理，要求他们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办事。第四，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五，健全监督机制，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更有效地监督政府。

　　第一，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

　　学术界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公共行政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关于行政体制本质描述的概念。“公共行政体制”概念比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概念更准确地概括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公共行政体制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公共性、服务性、公正性与有限性，因而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行政体制的根本要求。而“行政管理体制”则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表示政府的控制、管理、计划特征的概念，这一概念只揭示了政府管理的“管理属性”，而没有揭示政府管理的公共属性。

　　第二，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问题。

　　学术界对服务型政府的本质与主要内容、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投资环境改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服务型政府是从政府的本质属性方面对政府所下的定义，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服务型政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从政府职能方面来讲，社会性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的主体部分；从政府管理方式来讲，政府是为市场、社会和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应该将服务融入管理之中，要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率与速度。服务型政府建设对投资环境改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南京市、重庆市、成都市等地整体推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

　　第三，关于政府全面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理论问题。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均衡、有效地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政府的这四种职能中，都有薄弱环节，都需要重点加强。经济调节职能的重点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市场监管职能的重点是打破各种形式的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加强对企业的社会规制与经济规制，确保产品质量与安全。社会管理职能的重点是加大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力度，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公共服务职能的重点是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切实履行公共服务提供的主要责任。

　　第四，关于政府职能与机构配套改革的问题。

　　以往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我国较为注重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这是政府职能与作用范围的第一次界定。但却相对忽视了政府职能在机构间的配置，造成了政府部门设置过细、综合协调困难、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实际上阻碍了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要遵循政府职能与机构配套改革的原则，注重政府职能在政府间与政府部门间的二次配置，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地配置到政府部门。要按照职能统一与机构统一的原则，加快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推行“宽职能、少机构”的大部门体制。重点研究卫生、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电信监管等领域的专业管理体制，研究相应职能在政府部门间配置的科学方式。

　　第五，关于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的理论问题。

　　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同构”与“上下一般粗”的问题是我国政府管理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迫切需要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科学划分财税、金融、投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市场监管等政府职责。中央政府职能重点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政策，统筹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维护全国市场统一，并组织实施金融、铁道、民航、通信、海关等特定领域的市场监管；管理全国性和跨省际的社会事务；制定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履行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财政保障责任。省级政府职能重点是统筹本地区域、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就业，保护自然资源；指导和监督检查本地区市场监管工作，并根据国家规定负责部分重点领域的市场监管；管理和协调本地区重要社会事务；负责本地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并对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必要的财政保障。市、县政府的职能重点是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上级政府的政策措施，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国家规定履行相应的市场执法职责；努力扩大就业，解决好低收入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维护本地公共安全、生产安全和社会治安；负责本地基础设施和城乡居民公用生活设施建设和维护，保护生态环境，为城乡居民提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努力搞好基本公共服务。乡镇政府重点是为“三农”提供服务，管理乡镇公共事务，促进乡镇经济发展，维护基层稳定。要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职责权限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第六，关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问题。

　　学术界对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国公共服务模式、公共服务标准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学术界认为，要深刻认识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与财政状况，做到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公共服务模式主要是：“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为主”的公共服务支出模式、“覆盖广泛、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服务消费模式、“科教优先”的公共服务增长模式、“多元化、社会化、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当前，重点是要制定基本的公共服务标准，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逐步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公共服务重点向农村、中西部、基层、社会弱势群体和公共服务薄弱领域倾斜。

　　第七，关于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的问题。

　　建立科学的政府运行机制是实现政府管理科学化的前提。行政运行机制包括决策、执行、监督制约、绩效考核等方面。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关键是依法规定和合理划分各类行政决策主体的决策权限，用严格规范的决策程序和决策责任制度来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行政执行机制，关键是要解决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适度分离的问题，借鉴国外决策与执行分开的经验，解决长期以来决策与执行不分、监督不力的问题。健全行政监督制约机制的重点是加强各种监督机制之间的相互分工与制约、耦合与协调，形成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政党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专门机构监督、新闻與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绩效考核的重点是科学确定政府、政府部门、行政项目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绩效评估与绩效报告、绩效公开制度。

　　第八，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理论问题。

　　当前重点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范政府立法行为，完善行政执行体制、机制与制度。特别要加快完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立法。从长远来看，要建立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政府依法行政的权力制约机制。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司法审查控制违法行政行为。为维护宪法的权威性，也要相应完善宪法诉讼机制和违宪审查制度。

　　第九，关于责任政府建设的理论问题。

　　责任政府与各国的政体紧密相关，政体决定责任政府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高级形态，其本质是人民的统治，必然要求建立责任政府体制。中国责任政府是“真正的负责制”与“人民管理制”，它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之上，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的政治责任比责任内阁制下的政府责任更为严格。我国责任政府体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政治问责制。在我国，国家行政机关要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国家行政机关首长要对自己机关的全面工作向国家权力机关负政治责任。如果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政策、工作不满意，可以采取质询、罢免等各种责任方式追究行政机关首长的责任。二是行政问责制。我国一切国家机关都实行工作责任制，国家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这就决定了行政首长要对整个行政机关的工作负全面责任，因而，行政首长具有对政府组成部门及其首长、下级行政机关及其首长、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权力。目前，我国长沙、海南、重庆、深圳等地实行的行政问责制，主要是行政首长问责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要逐步实施政治问责制。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XGL200807035.htm

行政效率是指在保证政府活动目标方向正确，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的前提下，行政活动投入的工作量与获得的行政效果之间的比率。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核心问题，也是行政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效率的含义及其研究意义

按照通常的理解，效率意指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

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在行政管理中投入的工作量与所获得的行政效果之间的比率，是人们在单位时间内和空间内开展行政活动，获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社会效果。简言之，行政效率是效果与消耗之比。效果是指有形的社会效果和无形的社会效果；消耗是指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综合消耗。

（1）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活动追求的目标

（2）提高行政效率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保证

（3）提高行政效率是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4）行政效率是检验行政改革成果的客观尺度

二、影响行政效率的因素

（一）立法

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立法活动中难以避免的客观现实。参与立法活动的主体拥有和追求自身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没有制约，没有很好地进行利益平衡，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许多行政法规中设立的市场准入、资质审批等，如果相互矛盾或重复设置，就会把很多资源浪费在相互的内耗之中，增加了大量的行政成本。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应该反映在法规之中，否则会破坏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进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行政立法，不能使某些行业、某些集团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而以牺牲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为代价。

（二）执法

影响行政效率的主要因素

1．行政环境因素

（1）国家的政治安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

（2）同家经济发展状况足提高行政效率的物质基础；

（3）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及公民整体的效率意识是影响行政效率的社会心理条件；

（4）地理环境形态及与此相关的交通、邮政、电信等事业的发展情况。

2．行政组织因素

（1）行政机构的设置。

（2）行政职位的设置。

（3）行政管理各环节的协调。

3．行政人员因素

（1）行政领导者素质。

（2）一般行政工作人员素质。

（3）人事管理工作质量。

4．科学技术因素

（1）运用科学的管理技术可大幅度提高管理效率。

（2）运用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处理技术，逐步实现办公自动化提高管理效率。

（3）一般办公设备和其他行政活动技术装备的更新和改进，对提高工作效率有积极作用。

（三）司法

为了公共利益与效率，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必须不受阻碍，并在必要的情形下可使用强制力；任何挑战似乎都将影响行政效率，从而阻碍公共利益的实现。但中外行政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却告诉人们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无数事实证明，任何权力都包含着滥用的危险，不受控制、不可质疑或无需说明的权力尤其如此。为了把行政权力的行使控制在立法规定的轨道之内，西方法治国家先后制定了明确的行政程序，并授权公民在法院挑战他（她）认为损害了其合法利益的行政行为。通过规定举证责任的“倒置”等制度，行政诉讼有助于使得原先在本质上“不平衡”的行政过程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平衡”。

三、当前行政效率现状我国行政效率的现状分析

1．权力过分集中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因而各级领导机关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权力过分集中，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权过小，需要层层请示、层层汇报，这是产生官僚主义、导致行政效率不高的重要根源。

2．组织机构不合理

（1）机构重叠，这是产生责权界限不明确的主要原因。

（2）行政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

（3）管理层次过多。

（4）各部门、各层次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不完善。

3．人事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4．行政法规不健全或有法不依

5．党、政机关的不正之风尚待根本扭转

6．某些行政人员道德不正、作风不纯

四、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和方法

1．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

（1）牢固树立效率观念

要提高行政效率，首先要解决思想观念的问题。要通过宣传和教育使人们认识到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性，使得人人重视效率，事事讲究效率，让提高行政效率的观念在行政机关乃至整个社会蔚然成风。

（2）推进机构改革，建立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组织机构的合理化，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保证。推进机构改革，需要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合理划分权限。

第二，实现政企分开。

第三，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

（3）贯彻依法行政的原则，使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律化

首先，将行政法制建设作为实现法治的基础和手段。

其次，实现机构精简。

再次，建立和完善日常工作制度。

（4）全面提高行政领导者及工作人员的素质

第一，提高行政领导者的素质。提高领导者素质，必须建立和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把思想好、能力强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

第二，提高一般行政工作人员的素质。主要途径是加强教育和培训。

第三，改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制度，以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的办法吸收社会上的优秀人才。

（5）正确运用激励手段，充分调动行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6）大力反对官僚主义，转变机关作风。

（7）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管理技术手段的现代化。

2．提高行政效率的方法

就效率本身而言，最直接的制约因素是管理方法。一般地说在同等条件下，方法对路与否，会对效率产生很大影响，方法对，效率就高。

（1）层次领导方法。各级人员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一层抓一层，层层负责，不越级领导，政府部门一律实行首长负责制，各级领导对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可以拍板定案。

（2）目标管理方法。把管人与管事结合起来，通过目标的建立、分解、落实，使每一机构、每一个人都明确职责，各司其职，从而发挥全体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3）以点带面、典型带动方法。这种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的运用。它是在一般号召的前提下，领导深入实际，突破一点，借以取得典型经验，通过典型辐射带动其他单位工作，使一般号召能够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落到实处

（4）现场办公方法。此方法是政府领导定期带领有关部门领导深入基层，到急需解决问题的地方去现场办公，协调有关部门，当场拍板解决问题，有效地提高行政效率。

由于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行政工作方法的多样性，为了不断提高行政效率，还应当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地加以探索、总结，更新行政工作方法。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

与传统的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的行政管理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思想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不强调利用集权、监督以及加强责任制的方法来改善行政绩效，而是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率，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由于严格说来，新公共管理尚未形成一种单一的理论，而只是一种理论思潮，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理论”。根据西方行政学者P·格里尔、D·奥斯本和T·盖布勒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主要有如下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与在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只是收税和提供服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掌舵型组织机构需要发现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划桨型组织机构倾向于不顾任何代价来保住‘他们的’行事之道。”[1](P12)因此，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治理”并且善于实行“治理”的政府。

2.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新公共管理从公共选择理论中获得依据，认为政府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从而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定位。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市场不仅在私营部门存在，也在公共部门内部存在。当市场在公共部门出现时，我们通常称之为系统，如教育系统、职业训练系统、心理卫生系统。但它们都是市场，就同金融系统、银行和保健系统一样都是市场。如果我们把市场导向的思想应用到我们的公用系统上去，我们就能取得伟大的成就。”[1](P288)于是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或“客户”。“企业家”在新公共管理思想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并不是会做生意的人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企业家运用新的形式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效率。因此，企业家式的政府应该是能够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需求或市场为导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提供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的服务质量的提高。因为这将使竞争进一步发展，不是政府管理人员选择服务提供者，而是政府管理人员让公民选择服务提供者。企业虽然以盈利为目的，但受顾客驱使的机制使企业不断寻求新途径使顾客满意。相反，政府是为公民服务的，但在大多数公共组织中甚至弄不清谁是它们的顾客或服务对象，而且服务水平低劣。所以，给公民以更多的选择权，让公民有机会来评价政府工作效果的“顾客驱动”机制将是一个推动政府改善工作的良好机制。

3.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将政府组织划分为许多层级条块。人们认同自己所属的基层组织，跨组织层次之间的交流及其困难，使得政府机构不能对新情况及时作出反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快决策的压力猛烈地冲击着政府的决策系统，政府组织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作出迅速的反应。企业界经理采取分权的办法，通过减少层级、授权和分散决策权的办法迅速作出反应，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也应该通过授权或分权的办法来对外界变化迅速作出反应。政府应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让他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奥斯本和盖布勒说：“当家庭、居民点、学校、志愿组织和企业公司健全时，整个社区也会健康发展，而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引导这些社会机构和组织健康发展。……那些集中精力积极掌舵的政府决定其社区、州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它们进行更多的决策。它们使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机构行动起来。”[1](P7～8)这是因为，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基本单元构成健康而有活力的国家。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许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多得多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能够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产率等等。

4.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强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政府可以把巨大的官僚组织分解为许多半自主性的执行机构，特别是把商业功能和非商业功能分开，决策与执行分开；移植私营部门的某些管理办法，如采用短期劳动合同、开发合作方案、签订绩效合同以及推行服务承诺制；主张全面的货币化激励，不过分主张传统的道德、精神、地位和货币等因素的混合以及单一的固定工资制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主张对高级雇员的雇用实施有限任期的契约，而不是传统的职位保障制。

5.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传统的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则应该由政府垄断。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参与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之所以需要引入竞争，是因为竞争有种种好处：竞争可以提高效率，即投入少产出多；竞争迫使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要作出反应；竞争奖励革新，而垄断则扼杀革新；竞争提高公营组织雇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因此，政府为了高效地实现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让许多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有机会加入到提供服务的行列中来。

6.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传统的官僚主义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由于不衡量效果，所以也就很少取得效果，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越差，得到的投入反而越多。例如当治安工作不利，犯罪率上升时，它们通常会得到更多的拨款。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该与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联系起来。在管理和付酬上强调按业绩而不是按目标进行管理，按业绩而不是按任务付酬。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即按使命作预算；按产出作预算；按效果作预算；按顾客需求作预算。

7.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他们认为，虽然任何组织都必须具有规章才能运行，但是过于刻板的规章则会适得其反。“我们接受规章和繁文缛节以防止发生坏事，但是同样这些规章会妨碍出现好事。它们会使政府的办事效率慢得像蜗牛爬行。它们对正在迅速变化中的环境不可能作出反应。它们使得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成为组织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1](P91)他们认为，企业家式的政府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府。它们规定自己的基本使命，然后制定能让自己的雇员放手去实现使命的预算制度和规章，放手让雇员以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组织的使命。有使命感的组织比照章办事的组织的士气更高、也更具有灵活性、更具有创新精神、从而更有效率。

8.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在看待公务员与政务官员关系的问题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斗争，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等。新公共管理则认为，鉴于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公务员与政务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回避，倒不如正视这种关系的存在。基于这种看法，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在新公共管理者看来，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不应截然分开。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还能使他们以主动的精神设计公共政策，使政策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体现了新公共管理者重视激励、鼓励公民参与的价值取向。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等因素，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收入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出现了持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其次，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第三，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使得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行政与组织的内在变革。通过在政府管理中实施企业化管理，以顾客为导向引进竞争机制，推广民营化等改革措施，西方国家普遍掀起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浪潮，这些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新公共管理时代。

二、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也增强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虽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普遍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体制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最快，开创了具有渐进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为这一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也进行过多次机构改革，但这些改革主要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规模膨胀过快，超过财政承受力有关。而从1978年开始，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因则主要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更是主要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有关。

1998年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原因或者是因为没有将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虽然将二者联系起来，但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所以效果仍不明显。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科技发展速度日趋加快，竞争日趋势激烈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转变职能，而且还要提高效率。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未来发展趋势。

1998年，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开始。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从这次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可以看出，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仍然主要是公共行政的传统准则，即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尚缺少当前西方各国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准则。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公共行政管理实际发展水平，我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并未完全过时。毕竟，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与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背景不同。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改革中吸收和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某些思想。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在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的，这一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因此，了解和吸取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纵观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1.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强调管理的高效率。我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应该像企业管理那样，将效率放在首要地位，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或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完全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新公共管理从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注重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向发展。我国目前尚处于法制不健全，制度供给不足的阶段，不消说，建立健全法制，完善规章制度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必须看到，制度毕竟是手段，它是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任务服务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时，应该同时考虑如何将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落到实处。而这一点恰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工作尤其应该加强的一个方面。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再完善，依法行政也是一句空话。

5.新公共管理重视政治对行政、对公务员的影响。这一点给我们的启发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绩效与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保证健全的政治责任制度，不能使政府保持一定的政治权威，那么公共行政就有政治失控的危险。在一个缺乏政治权威和政治责任的体制里，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质量是不能得到制度保证的。因此，尽管政府机构改革的直接目标可以是改善行政绩效，但也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要让行政人员认识到行政工作所负有的政治责任，增强对政治的敏感性，保持对政策的自觉响应性，从而达到忠实地履行行政职责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政府在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某些有价值的见解和做法的同时，也要注意结合本国的国情。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制和规章，因而以新公共管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符合其发展趋势的，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育还不成熟，法制还不完善，因此对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思想，只能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而不能全盘照搬。

道家哲学从宇宙到人生再到政治，其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长远和多方面的，它的影响在中国历史和当代处处可见，同时也波及到西方。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是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无为而治”思想，在今天的社会中，只要注入时代精神，并加以现代转换，可以为现代行政管理所借鉴和参考，在现代行政管理中具有思想启迪的意义。

　　　　一、何为“无为而治”　　1.“无为而治”的基本含义：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哲学的根基是“道”，从道出发老子认为道的自然本性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道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是毫无勉强、不受外在约束的自由自在状态，即自己如此的状态。这里所说的“无为”是道的主体态度，这种主体态度是不强作妄为，顺其自然的态度。这就是说，道是自然的，所以常无为，然而正是这种无为的道生成万物，所以又无不为。就道生成万物的无执无施、无意无为而言，“道”是“无为”的。就天地万物无不是由“道”生成来看，“道”又是“无不为的”。“道”是无为与无不为的统一，应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目的。无执无为，则万物各任其能，各适其性，同归于化。“无为”是道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少数地方，又被说成无事。无为是相对于“有为”而言。老子所谓“有为”指违背人的自然本性（或自然法则）的“妄为”、“强为”而言。老子认为，如果人不依自然本性行事，完全按照人的功利原则去设置行动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盲目行为，那就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产生大量的虚伪、丑恶和荒诞现象。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的顺其自然的行为。要体验老子所说的道，就必须无欲、无为，无为即可以见道，道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自然规律的理解。既然宇宙的本原是道，而道是自然无为的，那么人也应该遵循道，所以人也应自然无为，以无为的态度和方式处事。可以看出，道家的无为首先是指人自身没有私求，对外界不妄加干预的处世态度；其次是指顺应自然，不加强制的存在状态；再次是指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精神境界。人无私求、不安作、不强制，是顺应自然的状态和过程；而无拘无束的自由则是顺应自然的结果。

　　　　2.“无为而治”是无己、无功、无名

　　庄子继承老子思想，进一步阐述无为而有为思想，并把无为具体化为三个层次：无己、无功、无名。《庄子逍遥游》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呼待？”讲的就是无为境界，那么人们如何达到这一境界呢？庄子说圣人要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庄子用惠子种大部瓠和不龟手之药的故事说明“至人无己”，又用藐姑射山上的神人和尧来说明“神人无功”，用尧让天下来说明“圣人无名”。

　　“无己”有两个含义，一是精神自由，一是排除个人成见，一切顺应自然，是属于无为范畴的。无己即可理解为无为，也即顺应自然而为。庄子说经商的宋人根据自己戴帽子的习惯，就臆断越人也戴帽子，于是去越国做帽子生意，结果陪了大钱；惠子抱着大瓠只能做瓠的成见，只好把辛辛苦苦种成的大瓠杂碎丢掉；善制不龟手药的宋人囿于世代以药涂手，漂洗丝絮的成见，不知道把这种药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可以说这三个人都是“有己”，一但有己，就无法顺应自然，只有无己的至人，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才能顺应自然，无往而不成功。可见庄子批评的三个人都是因为怀有个人成见，办事不能顺应自然。

　　庄子“神人无功”的寓言故事更能说明“无为而无不为”的主题。《消遥游》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悼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飞，御飞龙，而游四海之外”。藐姑射山上的神人远离人间，不肯以物为事，一切顺应自然，任百姓自由生息发展，他们主观上没有主动的愿望，也没有建功的行为，这可以说是无为阶段。然而这些无为的神人，在物质上却能“使物不疵疬而年谷热”，万物各得其所，在精神上能感化人中之杰——尧，这可以说是无不为的阶段。

　　圣人无名也是讲无为，名与实相比较，实属于本然的东西，而名属于人为的东西，实为主，名为宾，圣人应该有其实，摒其名，抛弃人为的东西。做事不注重名利，而注重实效，如果说有名，名也不过是实带来的附属物而已。

　　此外，庄子还用无用就是大用思想来说明无为而无不为，《庄子?秋水》说“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作为万物之一的人，其存在，行为方式也应该无为，应该“无以人灭天”，即顺应自然而无以人为，顺应万物之理而不为不作，人的无为来自人的自然本性，也应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不要故意去强为、妄为。所以庄子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把无为作为人们最高的行为准则。

　　美籍华人陈荣捷教授曾把老子的“无为”说成“不采取反自然的行为”。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教授把老子的“无为”定义为“禁止反自然的行为”。可见老子所说的无为指戒绝反自然的行为，而不是戒绝人的一切活动。所谓无为而治，《淮南子?原道》解释为“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这就合理地阐述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使老子思想具有强烈的生命力。

　　　　二、“无为而治”在公共行政中的体现

　　　　1.遵循“道”，注重管理

　　在老子看来，不管是“以德治国”、“以智治国”，还是“以力治国”、“以法治国”皆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由“无为而治”出发提出“上得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思想，即要求“体道”、“守道”的上得之人，对黎民百姓的管理应当师法自然之道，既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而妄为，亦不可离开客观实际而强为，而应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目的。老子和庄子反复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该遵从天道，顺应自然，实践无为。老子提出“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庄子提出“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懒汉似的管理方法，而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的积极进取的管理方法。“治大国，若烹小鲜”。

　　　　2.遵循“道”，与社会和谐相外

　　老子提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所谓处无为之事，即是以无为原则去处理一切事情。无为，才无不为；恣意妄为，不仅无所为，还会祸乱丛生。当然，社会人生总离不了人的自觉能动的活动，离不开主动的作为；但这一切都必须因循规律，丝毫不容强行妄为。提倡行不言之教，所谓不言之教，并不是摈弃言教，只是因为“希言自然”和“多言数穷”的缘故。教有言教和身教，而且身教重于言教，不言之教，即为身教，这在管理中成为重要的管理思想。老子对管理者进一步提出“四不、三宝”的无为要求。什么是“四不”呢？从正面讲：“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从反面讲：“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这类轻躁炫耀之举违背自然，违背规律，乃是附痈赘疣之类，必须革除。做到“四不”也就做到无为。什么是“三宝’呢？“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即仁慈、节俭、谦让的品格。老子无为而治还含有“不争之德”，庄子说无名。在老子看来道的本性是“利万物而不争”，所以法道者亦应为而不争，即是利万物而不与物争功，利他而不与人争名，“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争即大争。

　　　　3.遵循“道”，与自然和谐相处

　　老子和庄子反复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该遵从天道，顺应自然，实践无为。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它们都遵循着道所固有的规律运动。在社会人生中，只有顺呼自然之道，清虚无为，才能超越世俗生活中那种种有限的、甚至狭隘片面的功利追求，也才是最有价值的。相反，面对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要是只出于一时之利，而独断枉行，势必其害无穷，只有高层建瓴般地超越急功近利，超越狭隘短浅，只求创生，不求占有，即无为而为，才是最值得追求的。这绝不意味着束手自缚无所作为，而只要求顺应规律、抛弃强行枉为。安民抚民，免除苛政、暴政。“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精贫安宁、和谐有序的社会自我不期而然。

　　　　4.对自己、对自然不要故意而为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要故意而为，不要有反自然的行为。老子提出虚静即是无为，虚静不仅是老子的养生之道，也是老子的管理之术。如何虚静无为呢？稷下道家赋予它实践功能，虚静无为关键在于对管理工具的操作与运用，把管理工具归结为义、理、法。认为君主只要操纵这些工具而不用特别作为，即可实现“无为而无不治”，平治天下的目标。就管理而言，要谋求国泰民安、天下和谐，功成事遂，却又毫无勉强、自然而然，这是最佳的境界。

　　　　三、“无为而治”在公共行政中的现代价值

　　始于战国而盛行于西汉的黄老之学，推崇老子思想并把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起来，用于治理社会。道家清静无为，以退为守，与儒家的仁政之道，法家的循名责实，信赏必罚，三者构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浸透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1.遵循道与天、地、人和谐的整体法则

　　老子和庄子认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一切欲望，而是要达到与整个宇宙合而为一的体验。作为自我，只有顺应宇宙的动态平衡、一体和谐的法则，自然无为，无私无欲，才能发挥个体生命的创造天赋，对人类事业有所建树。道家无为思想，对于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树立，把发展的代价控制在最小，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顺自然而行，尊重规律、利用规律，而不是掠夺自然，索取的同时要注意保护，否则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人们在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的过程中，破坏自然，遭到自然的报复，这本身就是妄为、强为给我们的最好解释。无为而治，是禁止反自然行为。行政管理是对人的管理，更是遵循规律，建立合理的机制，对管理人员的要求更高。吸收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领导者在行使管理权时，既不能随心所欲的去“妄为”，亦不能脱离实际去“强为”，而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会遭到失败。利用规律即是顺应自然，创造良好和谐的环境，轻松愉快的工作，而不能逆自然法则，去创造规律，不要人为地去设置障碍，设置隔阂，对人对事不要有成见，不要居功自傲，不要太重名利，抛弃人为，顺应本性。做到这一点，就容易做到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在与自然和他人交往中，一个重要的度是不要反自然而为。

　　　　2.与后现代主义有着相通之处

　　海内外许多管理学家吸取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结合现代管理实际，加以现代诠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贝尔试验室所以能够在高科技领域取得辉煌成果，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企业管理上实行无为而治。该所负责人陈煜耀博士在他的办公桌前挂有一条“无为而治”的条幅，并在这句格言下面将它译成英文：最好的领导者是能帮助人，让人感到不需要他。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既要做到你在领导，又要做到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还被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所利用。罗杰斯创立“以人为中心心理治疗”方法，流行广泛，影响深远。其心理治疗思想与老子哲学思想有较为广泛和深刻的关系，存在着相同和相近之处。老子无为思想中具有有为的一面，为所当为，罗杰斯无为中也有有为的一面，即表明咨询者或治疗者的作用在于体现出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罗杰斯的做法是创造出一种气氛，让来访者不感到威胁和限制，自由的感受情感，探索自我的氛围，促进来访者改变和成长，以便咨询者或治疗者一起来配合达到人们心理健康。罗杰斯说：我最喜欢的并总结了我很多更为深刻的信念的是老子的一段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罗杰斯坚持治疗者不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来访者，不去干涉来访者的内心世界或其现象场，而是由来访者主导咨询的治疗过程，即由来访者掌握咨询和治疗的主题和方面，这是一种十分鲜明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体现。

　　总之，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反对人为干预，这与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3.无己、无功、无名，终是为了有所为

　　从老子不争之德出发，从个人修养看，领导干部如能奉行不争之德，做到无名，当他们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之后，仍然能在个人生活待遇和名誉地位上严格遵循“份外之物不可取，份内之物不可争”的道德准则，真正做到为国为民而不与人相争。这样既可缓解领导与群众的紧张关系，又可以营造和谐的人际环境，这对于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老子不争之德还包含着以和为贵的取向。与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个人和个人，集团和集团，社群和社群，阶层与阶层的矛盾、对立和斗争。不争之德作为处理国家管理的一项原则，就是为了使斗争双方不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而是通过互相协调，良性互动，化干戈为玉帛，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人类和平相处提供了价值依据。

　　“圣人无名”，注重实效，而不注重政绩的汇报，有利地方经济持续发展，避免虚报浮夸具有意义。做事不重名利，而重实效，踏踏实实做实事，多一点实干精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地方经济发展着想，处理好名与实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名与实的关系，有利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利宏观调控，增强实干精神，避免虚报浮夸。

　　　　4.“四不”、“三宝”与民主管理

　　实践证明自是者必败、自矜者必亡，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常见现象。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自我吹嘘，不符合客观事实，应当避免。领导干部应做到“四不”，用事实来说话。同时领导干部应当具备仁慈、节俭、谦让的品格，这与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相一致，值得领导干部学习和借鉴。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固然限制了人们争创先进，但换一种思维想想，有德之人，凡事谦让居后，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保存自己，以求发展，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也是落后地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的一个法宝。

　　行不言之教，对于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做群众的表率具有意义。言教与身教并行，身教重于言教。

内容提要：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等法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相冲突。立法机关许可社会团体行使行政管理权，使其成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违背《宪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团体　行政许可　法律冲突　违宪审查

一、社会团体的定义和特征以及行政管理权的产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被称为“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益；（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自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分；（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注1］世界各国社会团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没有强制性，但是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具有强制性，丧失民间性和自愿性。

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是因为社会团体取得了授权，一是行政机关授权，二是立法机关授权。社会团体经行政机关授权后，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并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义务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社会团体的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授权，本文对此不进行详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对社会团体的职权作出规定，许可社会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立法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取得司法救济，引起了许多社会新问题。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实质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和撤销，只有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才能撤销行政管理权，人们把立法机关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称为“二政府”，颇值得研究。

二、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是法律冲突的结果

《体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将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管理权全权授予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权，其弊端在足球竞赛中暴露出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法享有对全国性足球比赛的管理权，掌握着“中超”、“中甲”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并且具有处罚权，如果每个俱乐部主场的广告牌有40块，足协摊派下的要有一多半，万宝路、飞利浦等企业用巨额资金冠名，流到各个俱乐部手里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严重影响到各俱乐部的积极性。2004年度有的足球俱乐部以《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为“矛”，试图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摆脱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束缚，以罢赛抵制中超，自愿举办联赛，被称为“革命派”；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以《体育法》为“盾”，主张继续进行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以处罚相压制，被称为“保守派”。“罢赛风波”久久不能平静，社会舆论哗然。《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性，《体育法》规定社会团体具有强制性，二者相矛盾，这种现象在法学理论上叫作“法律冲突”，足球界的“罢赛风波”仅是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不是全部结果。由于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当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球运动协会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必定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为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行政管理权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不承担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起诉国家体育总局，法院受理后必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起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必定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球运动协会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效力，——这也是法律冲突的结果。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不能成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主体，如果司法机关想追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必然会遇到困惑。比如，2002年发生的“黑哨”龚建平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龚建平犯有商业受贿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一审法院经延期审理，判决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处十年有期徒刑，虽然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院和理论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见解。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经立法机关许可取得行政管理权，其工作人员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一样，如果他们收受贿赂不构成受贿罪，或者按照商业受贿罪判处较轻的刑罚，就是对这种受贿行为进行怂恿和支持。法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龚建平定罪量刑，存在合理性一面，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违法性一面。从法院判决结果看，法院把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员）龚建平视同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法院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审判中不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这还是法律冲突的结果。如果《体育法》没有许可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那么上述各种争执均不会发生。

《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七项职责，律师协会取得一定行政管理权。2004年7月深圳60多名律师在联名提出的“罢免会长提案”中指责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一年就将历届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花光且留下巨额赤字，致使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要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每年将承担200万元的债务，花4000万元巨资（包括贷款利息）购买的1680平方米的律协办公楼仅仅为律协14名工作人员使用，拿律师血汗钱装点门面等等，“罢免风波”说明社会团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律师收取高额年检注册费，《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年检注册费被取消，正当律师们欢欣鼓舞时，律师协会的会费标准却让律师们大吃一惊，律师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了。2005年山东多数地市律师协会每年征收个人会费2000元，团体会费15000元，比北京团体会费10000元多5000元，多数地市律师敢恕而不敢言，乖乖地交纳，青岛律师联合起来了，集体说“不”，掀起大规模的“抗费运动”，在市司法局的行政干预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妥协，交纳了会费，6月30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召集没有缴费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副局长宣布：今天晚上12点以前，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取消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资格。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青岛律师抗费运动”以律师失败而告终。有的律师不堪重负，试图根据社会团体的自愿性特征退出律师协会，但无法退出。《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无需申请加入律师协会，自然成为各级律师协会会员，多级会员资格的取得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愿的，哪一级律师协会也没有向会员颁发会员证。如果律师想退出律师协会，就只有放弃执业。国办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我国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占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律师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是主要原因之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都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规定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国务院于1998年10月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全国大多数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参加了民政登记，上海市司法局收到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民政登记的通知后，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2000］57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作出《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正是因为司法部贯彻执行《律师法》，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没有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导致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五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具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质要件，因未进行民政登记而不具备形式要件，成为无照经营单位，无权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准许参加，也难以得到社会保障。2004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山东省劳动仲裁员培训班，后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培训学习《工伤》时我特地向老师递一纸条，请教一个问题，“已由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但尚未进行民政登记的民办学校、民办律师事务所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否认定为工伤？”讲课老师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受理。”当律师在工作途中或者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根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受理，必以单位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即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从而决定不予受理，不可能作出工伤认定书。农民工受工伤后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而律师受工伤后一般不能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可以按照合伙或者雇佣关系处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者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是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好处”。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形式，这种体制具有科学性，而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登记条件远远高于国务院的规定，并且均不具备法人资格，程序上须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没有科学性可言。2005年11月北京有一位律师在收取当事人千万元巨款后卷款失踪，合伙人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财产朝不保夕，如果该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合伙人的家庭财产将受到法律保护，此案向律师敲响了警钟，规范登记管理并建立法人制度十分必要，刻不容缓。早在2001年夏天，我曾以律师和法学会员双重身份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谁说的？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司法部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这就是法律冲突的后果。刘忠贤科长后因病去世，但他永远活在律师们的心中。某市有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苦于无照经营，试图进行民政登记，但市司法局没有作出审批文件，市民政局拒不给予登记，无奈之下该律师事务所向市人事局提出登记申请，通过“走后门”取得了《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放在抽屉里而不敢挂在墙上，担心被司法局发现并给予处罚。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实行“两结合”管理体制，即行政部门与社会团体共同行使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应当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交给民政或者人事部门，抓而不放；对应当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而不抓，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均错位，完全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司法部规定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部规定国办所不进行人事登记、合作、合伙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属于对法律作扩大意义解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默认。“两结合”管理体制具有“三违一符”特点，即它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违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背科学，“符合”《律师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2004年司法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但《律师法》没有修改，“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改变。2005年我给司法部长致信，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提出质疑，呼吁贯彻“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并赠送了一幅对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自己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在《律师法》与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允许民办律师事务所具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同级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这种管理体制可称为“两分离”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律师协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自律性管理不能与行政管理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社会团体除在体育、律师行业具有行政管理权外，在会计、金融、保险和证券等众多行业中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都是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结果。

三、法律冲突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落后的结果

进入20世纪，西方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开始大扩张、大膨胀，西方学者称为“行政国”现象。［注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把中国称为“行政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的学者主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政府管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管，社会团体的职权呈现膨胀趋势，这种思潮不符合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要求各类法人各负其责，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没有行政管理权，均不应当从事经营活动。《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从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开始建立法人制度，仅20年。我国法学理论界主流学者主张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这一理论没有全面反映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不能正确指导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没有把民办非企业法人与其他法人并列作出规定，说明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3］2001年我在中法网发表《论民办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一文，根据《民法通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即我国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等五类。2003年4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五类社会组织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符合“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同时说明“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正确反映。2004年10月我在法律图书馆网站发表《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一文，改称为“法人五类说”。如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在法学理论界得到认同，用于指导立法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废止或者修改一批法律，撤销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对各类法人进行全面调整。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其中。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具有处罚权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成为立法空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会团体行政管理权纳入《刑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默认了社会团体的“二政府”地位，其消极作用更大，社会团体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政府”是否也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由谁作报告？只有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任由社会团体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民众反抗“二政府”统治的“风波”、“革命”和“运动”将不断涌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必将变成“两政府、乱社会”的现实。

法律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具有灵活性，二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当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时，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呢？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不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我认为，部委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并以党的政策为指导进行选择，违背宪法和党的新政策的法律是“恶法”，必定与国务院依据《宪法》和党的新政策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冲突，部委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而不应当贯彻执行“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促进法律修改，如果部委一味地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行政法规，就会出现部委依法规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结果，部委可以找出贯彻执行法律的借口掩盖其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的事实，把法律视为“瓶颈”，把管理不善的责任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均经众多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多数法律是由部委起草的，不乏社会团体参与并争分行政管理权，立法质量普遍较差，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相冲突，立法过程和社会效果呈现出“关门立法→法律冲突→恶法乱国”的特点。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人们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分歧，遭受众多学者批评。又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不允许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个体和合伙学校，将国务院确立的个体、合伙和法人等三种组织形式封堵两种，显然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名为“促进法”，实为“限制法”。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享有最高行政许可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自己享有比国务院更高的行政许可权，显然违背《宪法》，等等。2005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分别寄交《关于体育法等六部法律违背宪法的审查申请书》，为防止当地邮政局当作上访信件暗扣，特地从日照市跑到江苏省赣榆县邮政局，在得到邮递员保证投递的承诺后用挂号信寄发，至今没有回音。当法律违背宪法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呢？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违宪审查制度（或称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在美国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是“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现代宪政国家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定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其结果，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效力尽失，权威扫地，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注4］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违背宪法而得不到及时修改，成为“恶法”，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成为“二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成为“二政府总部”，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囊括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民众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能获取全面的行政工作信息。

四、建议和悬赏

两军相冲突是战争，两法相冲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导致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被贬称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有损于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特建议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并列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象重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两国论”、加强军队建设一样，重视维护宪法尊严，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取缔“二政府”，确保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不受“恶法”所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积蓄，特发布悬赏：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姓别、民族、党派和职业，无论谁取消了中国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自愿立即支付赏金二十万元。

论文摘要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必将对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行政许可法背景及意义、转变政府职能、更新行政管理理念、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以及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等方面略作阐述。

一、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及意义

行政许可是必要的；旧的行政许可制度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易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许可制度模式与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行政许可法将使政府职能实现根本性转变

行政许可法通过确立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明确了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规定了什么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什么事项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笼统的管理模式。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必须依法行使。

三、行政许可法将进一步更新行政管理理念

行政许可法促使行政管理更新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转变许可模式，强化权责统一。

四、行政许可法将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行政许可法的实行，将使权力导向型行政管理方式向现代的规则导向型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也更有利于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

五、行政许可法将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行政许可法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

2004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之后的又一部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她必将对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行政许可法背景及意义、转变政府职能、更新行政管理理念、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以及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等方面略抒己见。

一、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及意义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行政许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一种事前监管的重要手段。在行政管理中，行政许可权的行使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有效的。行政许可之所以要通过立法来来规范，一是行政许可权也是行政执法权的一部分，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必须将行政许可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一样，都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因此，制定行政许可法，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二是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以往的行政许可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痕迹，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限制市场竞争，甚至利用行政许可进行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许多行政许可行为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格格不入，有的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按照世留组织协定和我国的具体承诺，行政许可应当以透明和规范的方式进行。因此，制定行政许可法，也是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三是以往的行政许可制度，与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相互依存，形成了众多部门利益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许可的设置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越位、缺位、错位并存，重许可轻监管，或者是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缺乏依法监督，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利用行政许可进行权钱交易、徇私舞弊，行政许可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解决长期存在的行政审批过多过滥、程序繁琐、权责脱钩、监管不力等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从制度上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与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并于2004年7月1日起施行。行政许可法按照合法与合理、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的原则，把制度创新摆在了突出位置，确立了行政许可的一系列原则和重要制度。此法明确要求：行政许可设定应当于法有据，行政许可管理应当公开透明，行政许可服务应当便民快捷，行政许可权力应当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行政许可强化事后监督检查。行政许可法的贯彻落实将从制度上防止作为权力的行政许可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公民个人生活的过度干预，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改变行政许可的过多过滥，有利于行政机关树立服务意识与强化责任意识，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即治国者先受制于法。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是对现行行政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行政许可法将使政府职能实现根本性转变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们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审批、许可。结果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的关键问题。特别是从1998年开始，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为切人点，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的转变，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转变政府职能问题，仅靠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是远远不够的。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对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申请、审批、监管等都进行了详细规定，不仅对行政许可行为进行了规范，更重要的是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法律保障。

行政许可法通过确立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明确了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规定了什么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什么事项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比如，在政府行政管理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主决定的关系上，确立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主决定优先的原则；在政府行政管理与市场竞争的关系上，确立了市场竞争优先的原则；在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律的关系上，确立了社会自律优先的原则，从而改变了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即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为“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这就彻底颠倒了针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制度安排的传统逻辑，大范围大幅度地降低了个人与组织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门槛，使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实现根本性转变。

行政许可合法原则要求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的权限、内容、主体、程序皆须法定。首先行政许可法规定只有直接关系国家、社会重大利益的事项可以设定许可。据此，行政机关不仅要把自己原来专署的行政审批权部分让渡给社会，而且要将本属于社会的自治性管理权归还原主。其次、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必须是具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或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就要求改变过去行政许可实施主体混乱局面，克服地方和行业保护。因此，政府必须加快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步伐，“管其所管，放其所放”，将该管的管住、管好，将不该管的妥善地放开，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失位，树立诚信意识，依法谨慎、理性地行使权力，全面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行政许可法将进一步更新行政管理理念

“理念”，是思想、观念的意思，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它强调对目标、原则、方法的认定和追求。政府行政管理理念的更新，就是要不断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和方式，选择制定新的行政管理目标、原则和方法等，以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根据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新政府行政管理理念，首先要进一步树立以民为本的管理理念。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就是以民为本的管理理念，其实质就是民主行政的理念。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又给民主行政的内涵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在行政许可的设立方面，行政许可法第19条规定，起草法律、法规和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和采纳意见的情况；第2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许可的设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行政许可的实施方面，从行政许可的申请、受理到审查、决定以及期限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以民为本的行政管理理念，从根本上讲，就是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标准，使行政管理工作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便民原则亦是以民为本行政管理理念的重要体现，它要求政府既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从根本上转变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定位，突出为民服务的宗旨。对符合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批，政府不应再看作是对申请人的“赋权”，而是法定的义务。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变权力本位思想，增强服务意识，积极创造便民条件，实行一个窗口对外、集中办理、统一办理、探索综合执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模式等，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优质服务，切实提高行政效率，要从思想上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

以民为本、民主行政的基本特征就是“公开”和“透明”。公开透明也是行政许可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资源，如果这些信息资源被社会充分、有效地利用，无疑会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也是公民监督政府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措施。国家机关按照公开透明的行政管理理念，公开法律规范，公开实施过程和结果，公开决策、执行、监督等行政行为的全过程，使广大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以及重大社会事件等信息，真正实现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以及管理社会事务的基本权利。这就是理论界呼吁打造的“阳光政府”。而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公开透明原则，无疑为进一步树立以民为本、公开透明的行政管理理念，打造一个人民拥戴的“阳光政府”，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此外，还要进一步树立责权一致和信赖保护的行政管理理念。一个法制社会必然是一个责任社会；自然，一个法制政府也应当是一个责任政府，这是不争的定律。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政府行政管理实践中，权力与责任脱钩，有权无责的现象较为普遍；权力与责任挂钩，行政管理带有明显趋利性的现象时有发生。行政许可法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设专章对行政机关违法设定、实施行政许可以及实施行政许可后不履行监督职责等，都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并明确规定由此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益损害的，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责任形式从行政处分到违法许可的撤销，再辅之以追究刑事责任。这就为我们的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提出了基本要求。根据这一基本要求，还应当逐步建立、完善、推行高官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把权利和责任挂钩。同时，还要细化标准，增强可操作性，使问责制与追诉制并举，形成刚性制约机制，其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责任政府。

在树立责权一致行政管理理念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忽视另一个重要的行政管理理念：信赖保护。信赖保护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应当保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通俗地讲，信赖保护就是“诚实信用”。古人云“从无信不立”。“诚实信用”不仅是一个人立于社会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立政之本、兴业之基。任何一个政府的建立都取决于民众的信任与认同。没有民众的信任与认同，任何政权都是不可能存立或者不可能长久存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求诚实守信，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尤其是政府的信用程度，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和经济效益的高低，成为决定市场资源走向的最根本的要素。因此，行政许可法特别明确了“信赖保护原则”，这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如果政府在信用方面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短期化和经济效益的不稳定性。总之，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就没有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行政机关进一步树立信赖保护的行政管理理念，坚持依法行政、诚实守信、加强监督、优质服务，塑造一个诚实守信的政府形象。

四、行政许可法将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以权力导向型管理为特征的。这种管理方式体现了政府全能主义和权力本位思想，政府处于社会的中心，对社会和经济实行大统一的管理。这是一种直接的、微观的、权力无限式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一种高度集权、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行政管理方式。不可否认，这种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尤其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势下，这种权力导向型管理方式的弊端就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每当建设和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就会强调审批、发证，或者“以批代管”，或者“只批不管”。这种权力导向型管理方式，往往容易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和社会功能的萎缩，从而阻碍市场机制的发育和企业活力的发展。

行政许可法以合法与合理、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为基本原则，通过建立规范的行政许可制度，妥善处理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只要通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社会自律管理以及事后监督等能够解决的事项，就不实行行政许可。这些规定有利于实现传统的权力导向型行政管理方式向现代的规则导向型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也更有利于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

五、行政许可法将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行政许可法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多年来，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措施，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存在着某种扩张性和随意性，容易滋生腐败，产生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行政。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要符合立法目的，作出的处理决定要合情合理，不能畸轻畸重。但是，由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法律意识的不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经常发生，有的十分严重。如有的行政失职，应该作为的不作为，该管的不管，不履行法定义务；有的行政越权，不该管的乱管，违反法定职责；有的滥用职权，从个人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甚至有的干部贪污受贿，成为人民的罪人，等等。这些违法行为严重地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尤其是目前存在的乱处罚、乱罚款、乱集资和以权谋私等情况，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和声誉。

从近年来查处的许多腐败案件来看，也多与滥用行政审批权力有关。行政许可法从这些最容易产生腐败的行政许可权人手，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程序，防止行政许可权人格化，防止实施行政许可的机关和人员以权谋私。可以说，行政许可法的每一章都有关于如何防止腐败的规定，从而为实施行政许可的机关和人员设定了一个“安全阀”，只要严格依法行使行政许可权，就不会有腐败现象的发生，也就不会犯错误。这就为转变政府职能、更新行政管理理念、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供了法律保障。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府职能的形式不断转变，行政队伍的人数不断增加，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快速增长趋势。行政支出的直线上升加重了财政的负担，造成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提高财政风险的几率。此外，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官员腐败、滥用权利等的产生。本文从财政支出学角度出发，结合实际，论述我国行政支出的现状、原因、解决方案，以期为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和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费用逐年增长。突出表现在：预算外支出不断增加；“三乱”现象日趋严重；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步步攀升。有关专家针对这些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部分认为：由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职权范围的不断扩大势必导致行政费用的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建设蒸蒸日上，由此相关的行政费用飞速增长也就不足为奇。而另一部分则对此持质疑态度，他们认为，行政费用增加的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增长过快以及不均衡增长就属于不正常现象。目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建设是重头戏，因此，必须给过度增长的行政费用泼泼冷水，降降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效率的提高以及把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

学界的争论不一，使得研究此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以上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全面、更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即应把是否增加行政费用同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联系起来，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把判断行政费用高低与否的标准变成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不是官员的政绩需要或是一些浮于表面的数据指标。

一、行政管理支出现状

我国行政改革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机构等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却仍然存在行政支出扩张、预算软约束化，行政支出存在“越位”和“缺位”等问题，由此带来了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难。

到2003年，行政支出已在公共支出中占到19％。跟改革开放前相比，行政管理经费（亿元）本身的增长快：1950年为13.13，1970年为32.00，1978年为52.90，1985年为171.06，1995年为996.54，2003年达到4691.26。改革开放以来，竟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3.5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逐年上升：1978年仅为4.71％，1985年为8.53％，1995年为14.6％，2003年达到19.03％的高度。25年来每年平均提高0.57个百分点。这一水平在财政总支出的五大类型支出中比重排列在第三位，以2003年为例，经济建设费占30.05％，社会文教费占26.24％，行政管理费占19.0%，国防费占7.74％，其他经费占16.91％。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地看到，控制行政费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同时，考虑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必须控制行政费用的增长，把更多的财政支出倾向于科研教育经费和农业投入。笔者认为，只有这样，财政结构才会日趋科学化、合理化、制度化；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财政风险指数才能降到最低限度。

而跟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或同阶段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各国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采取从低到高排序如下：日本（1993年）为2.38％，英国（1999年）为4.19％，韩国（1997年）为5.06％，印度（2000年）为6.3％，法国（1997年）为6.5％，加拿大（2000年）为7.1％，俄罗斯（2000年）为7.6％，美国（2000年）为9.9％，巴西（1998年）为14.16％。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是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政府职能可以说比我国完善，管理的社会事务也非常多：大到立法选举，小到居民违反交通规则，“事无巨细，皆辖之。”可美国的行政费用并非同其军事支出一般高涨。2000年，美国行政支出占其财政支出9.9%，而我国竟然高达17.4%，几乎是美国两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美国的行政效率较高；另一方面，美国各级政府树立了廉洁行政的良好风尚。反观我国，虽然政府机构改革早已启动，精简了部分机构和人员，但仍然存在官员冗杂，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不仅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加重了财政的负担。当然，官民比例的不断增加，也是我国行政费用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实际比例高达1：18，真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官民之比也仅为1﹕981，已经形成一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而同期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例仅为1对94。

二、现状原因分析

当前的问题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政府机器庞大，机构臃肿重叠，财政养人过多，行政管理费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中央财政看，尤其是从地方财政看，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其他一些重点建设支出、社会公益性的重要支出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这与财政养人过多、行政费用膨胀具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经济的增长使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相应增加，于是行政管理支出就产生了扩张的可能；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行政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又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二者相互促进。众所周知，行政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而政府作为公共商品的提供者，必须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因此在公共支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行政管理支出也不可避免地攀升。这一点无可厚非，要想高产出，还真得高投入。当然，高投入的方向要对，渠道要正

其次，政府机构的膨胀、编制的扩张、人员配置增加、工资及办公设施的标准提高，都势必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水涨船高”。而且，由于机构和人员数量增加所导致的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具有“刚性”，因此在实际中难以压缩。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工资改革，逐步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提倡“高薪养廉”；并且，各级政府用于提供公共商品和社会福利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再者，由于近年来人口流动频繁，使得各级政府管理当地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治理社会环境时的行政支出增多。以上三方面都势必直接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攀升。对此，笔者认为历史经验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北宋王朝成立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防止统军大将拥兵自重，功高欺主，于是选派大量文官到地方各州府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知州。同时为了收归财权和司法权，又向各地增派了转运使和通判。一时间，北宋官员数量激增，给当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且进一步导致地方实力空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再次，行政管理支出中的项目涵盖范围不明确。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超标购房、超标购车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讲排场、铺张浪费、公款消费的不良风气，导致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如在去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教授就曾发表“公车改革”提案，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节约行政支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只考虑社会效益，而忽略了项目的实际成本。政府中一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业绩，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所谓的“标志工程”、“形象工程”，其中一部分不具任何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造成了财政资金的巨额浪费。

最后，政府的行政支出预算编制仍没有完全摆脱“基数＋增长”的传统做法。“基数＋增长”方法使以前年度的不合理因素延续下来，容易形成支出上的“越位”和“缺位”、浪费与紧缺并存，会加剧各部门的苦乐不均。因此打破基数法，实行部门预算和零基预算，已成为行政预算管理改革的重点。目前我行政支出预算编制是以定员、定额、定标准为起点的零基预算编制，但在实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零基预算。

当然，行政经费的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都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政治气氛很浓厚的国家，权力相对集中，“官本位”的意识也是深深的扎根于大部分炎黄子孙的心中，而这些都是行政费用激增的因素。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费用的过快增长，除了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人事安排等因素外，思想观念以及文化传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要超过之前那些因素的效果。

三、控制我国行政费用膨胀的有效途径

针对现阶段我国行政费用不断膨胀的事实，我们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依据财政学原理，行政支出的管理方式主要有：第一，全额经费包干，结余留用；第二，部分经费包干，结余留用；第三，总额控制，结余上缴。正如国家在通货膨胀时期要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样，在今后经济体制的转轨中，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必须从多方面采取过硬措施，从严控制行政人员和行政经费。

（一）在财政内部全面实行“下管一级”的管理办法。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行政经费总量限额、行政人员编制及人均行政支出综合定额提出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考核，辅之以一定的奖罚措施。

（二）推进行政改革，精简机构，这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和压缩行政经费的治本之策。笔者认为,精简机构是降低行政管理支出、减轻财政负担的一种最彻底和最有效的办法。一方面要确保正常的行政经费提供，按照“精简、效能、廉洁、高效”的原则，保证必要的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又要严格控制经费的支出规模，控制不合理开支，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三）建立有效的政府公务员系列的竞争机制。这不仅包括公务员的公开考试录用制度，而且要逐步推行机关干部的辞退制度，改变行政机关人员只进不出的现象，改变目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状，努力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节约财政支出，减轻社会负担。

（四）有效配置政府资源,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政府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重新认定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对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财政支出;对混合产品,如:教育、卫生、科技等,可以采用市场提供和公共提供相结合的方式(即部分公共提供的方式)。其中,公共提供的份额应该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从而既能较好地避免市场提供可能造成的消费不足的效率损失,又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提供可能造成的消费过度的效率损失。

（五）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对财政收支的监管。1.制定细致的预算管理办法,明确各级领导的审批权限和范围,并承担控制预算的经济责任；2.建立增收节支的激励和约束机制；3.建立事中、事后监督制度；4.建立一整套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实行阳光采购。

摘要： 在当今社会，人力资源已成为时髦并被广泛接受的名词，原来的人事部已纷纷改称人力资源部。然而，仅将人力作为资源还不够，还应将人力变为资本，使其成为企业的财富，让其为企业所用，并不断增值，给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关键字：   分析   招聘   使用

     一、资源和资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资源是自然形成、未经开发的，而资本却经过精心的开发和筹划，成为企业产生利润的基础。其次，资源和资本在使用上考虑的角度完全不同，如果要资源，人人都想要最好的，钱越多越好，技术越先进越好，人越能干越好，但作为资本，人们就会更多地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会在乎成本，会考虑利润。第三、提到资源人们多考虑寻求与拥有，而提到资本人们会更多地 考虑如何使其增值生利，资源是未经开发的资本，资本是开发利用了的资源。

    1、在人才招募上：如果我们正在找工作，我们读十份招聘广告，会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十分雷同：35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能流利地使用英语等等，难道有这么多公司对人才的需求是一样的吗？

    我曾听一个年长朋友抱怨过，他工作的公司在招聘时要求能流利地用英语交流，那时，这个要求很普遍，为了找工作，他在应聘前还真在口语上下了不少功夫，应聘面试时与考官侃侃而谈，顺利过关，结果工作快半年了，除了"Hello"之类的就没说过什么英文。还有的公司，招聘话务员，要什么："本科以上学历，英语四级以上，能用关于交流。"本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从来没有做过对外贸易，资源浪费啊！也许他们是为了长久之计吧！

    上述的招聘就是将人作为资源，只片面地追求好，不论是否需要，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流利的英语等，只要别人要求，我就要求。这种招聘方式，或者会为企业增加不必要的人力成本，或者成为员工队伍不稳定的根源。终将回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一个人的能力不同，其对薪金和发展前景的要求就会不同，一个不太会讲英语的人和一个能流利地进行英语听说读写的人对薪酬的期望会有很大差别，同样，一个营销专业毕业的大专生和一个MBA或EMBA对薪酬的要求更会大不相同，一个人具备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社会就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使其容易不稳定，同时，由于他们投入了大量成本才成为了较为稀缺的人才，社会提供给他的报酬水平也会较高，一个企业如果想招募并留住这样的人才，只能按社会标准付给他较高的薪酬，这就意味着我们增加了成本。如果，我们将人力看作资本，这是我们会很自然地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多付的成本能否给我们带来收益？

    假设一个企业只做国内贸易，估计在一年之内都不会与国外公司打交道，如果招聘时非要求良好的英语水平，这对企业来说只会带来两种结果：

    （1）增加工资成本。本来销售部的工资成本可能是15000元/月，由于要满足高素质员工的薪金要求，使工资成本增加至30000元/月，而增加的15000元成本并不给企业带来任何价值。这样做不是白白浪费吗？

    （2）造成流动，增加招聘培训成本。如果公司不能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招来的员工在了解到他们的收入状况后会产生不满，然后另谋高就，这样，不仅使公司已支出的招聘培训费打了水漂，还得不断再去"浪费"招聘培训费用，以维持公司在人才上的高要求，而这些增加的成本也不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2、在人才的使用上：一个公司招募了一个新员工，在招聘时其条件完全符合公司要求，但试用期结束时，该员工却未能完成公司的工作，因而被解聘，这是谁的过错？公司？员工？

    我们很难说这完全是一方面的过错，但我们知道，对同一个员工来说，将其视为资本或视为资源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孙先生的故事。

    孙先生大学毕业后应聘到甲公司做销售员，三个月过后，被炒了鱿鱼，于是，孙先生又来到乙公司，销售业绩却很不错，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销售主管，同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在招聘过后，甲、乙公司都做了些什么。

    孙先生来到甲公司后，人力资源部让他填写了各种表格，然后，就让他到销售部上班。销售经理将一摞产品和公司的介绍资料给了他，安排他去行政部领了笔、本等用具，向他介绍了部门的其他同事，最后，给他下达了销售指标，并让他坐到办公桌旁开始工作。孙先生没有销售经验，由于拿到的资料是公司发给客户的宣传资料，对产品的介绍很简单，孙先生对产品是什么也不甚了解，只能自己瞎闯，结果三个月过去了，仍是一头雾水，不要说完成销售任务，根本就没开张，结果被炒了鱿鱼。

    在乙公司孙先生有着不同的经历，到人力资源部报到后，人力资源部对他们进行了关于公司文化、公司发展史、公司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培训，使孙先生对公司有了全面的了解，到了销售部，又受到产品知识、销售技巧等方面的培训，随后销售经理亲自带他到销售现场观摩其销售过程，在这之后，才让他独立进行工作。在每周的销售例会上，销售经理还会不断组织大家对销售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孙先生不笨不傻，在这种周到的训练和辅导下，很快就入了门，加上孙先生勤奋敬业，销售业绩迅速上升，渐渐成为销售员中的佼佼者，很快就被提升了。

    甲、乙公司对人才不同的处理方式反应了不同的人才观，甲公司将人才仅视为资源，只要招进来，就算完成任务，而乙公司将人才视为资本，根据企业的需要不断对其进行经营开发，使其升值，成为企业的利润来源。两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可想而知：甲公司在感叹"人才难求"，一直忙于苦苦寻找好的"人力资源"，乙公司却人才济济，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而实际上他们拥有同样的资源，就像他们都招聘过孙先生一样。

    现在，我们了解了将人力作为"资源"和"资本"的不同做法和不同结果，我们知道只有将人力视为资本，才能最经济地拥有人才，并拥有充足的人才，并使人才不断成长，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那么，我们应如何将"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

农夫娶到公主当然是美事一桩，但如果日后因农夫养不起公主而遭公主抛弃，那还不如开始就娶个村姑，白头偕老，和和美美过一生。招聘人才也是这样，不要一味追求水平高，而要追求经济适用…… 根据企业的需要确定招聘条件。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过高的要求将造成人力成本增加或人员流动频繁…… 增加透明度，充分确认合作意向。人力资源部应该尽力为企业吸引人才，但吸引人才应靠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政策，而不要仅靠招聘技巧。"骗"进门，留不住，不如当初就不让进门，因此，在招聘时应与招聘者充分沟通，首先，应让应聘者了解他到公司后将要完成什么工作任务，需要具备哪些技能，以使应聘者能判断自己是否喜欢并胜任这份工作，其次，应该向应聘者客观地介绍公司能提供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虽然损失一些人才，但愿意进入公司的人会相对稳定地为公司工作，从而减少因人才流动造成的招聘和培养等费用的损失。

三、人才使用

1、人才开发：

    （1）人才开发的目的：

    使社会人才成为企业人才。虽然我们在招聘时对应聘者的基本素质做了基本的规定和审核，但要想使应聘者的能力能充分为我所用，还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培训。例如：当我们招聘一名销售代表时可能会要求他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但如果我们不对他进行有关公司和产品知识的培训，他还是不能很好地向客户介绍我们的公司和产品，只有提供相应的支持，员工的才能才会被开发利用，从而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使人才适应企业的变化和发展。随着市场的变化，企业也会不断发展和变化，因此，对人才的要求也会不断变化和提高，而企业不可能靠频繁地换人来适应这种变化，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根据企业的需求不断为员工提供学习提升的机会，使员工的能力不断增长，以适应企业的发展。从而降低人才成本，为公司节约资金，变相的为公司企业增加利润。

    （2）人才开发的主要方法：

    人才开发的主要方法是培训，培训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即可以是参加培训课程，也可以是在工作岗位上的辅导和训练，还可以用鼓励员工自学的方式使员工自己通过读书、上学、进修等方法来进行自我培训，因为是以为企业开发人才为目的，因此，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应从企业对人才知识技能的需求出发，鼓励员工按企业的要求去不断提高自己。

    2、人才使用：恰当地使用人才，能调动员工积极性，使其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并能引导员工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相比有其独特性，即其创造利润的能力有很大的弹性，一个工人可以每天生产20件产品，也可以每天生产50件产品，一个销售员可以每年带来10万元利润，也可以每年带来40万元利润，这关键看企业如何去使用员工。从人力资本开发的角度来讲，员工的合理使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要想使人才创造最大价值，就要为员工提供工作所需的各种支持，包括相关的培训、相应的办公设备、其他部门的配合等等，这样，员工的工作才能得心应手，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大效益。

    （2）激励：

    激励的作用：激励一方面可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其能为企业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对员工进行引导，鼓励员工去做正确的事，使员工素质有所提高，从而使人才增值。

激励的方法：激励可以通过满足员工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种方法去实现，满足物质需求可以通过工资、奖金、福利等多种方式实现，满足精神需求可以通过提供晋升或发展机会、感情关怀、工作成绩认可等方式来实现。

谈了这么多，目的还是想把公司的人力资源观提升为人力资本观，但还有待于试行。我认为这一观点在实行中会有迅速改进，最终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    二、人才招聘1、招聘前进行规划：现在许多企业尚无能力做全面的人力资源规划，但起码在招聘前应有一个针对本次招聘的规划，这个规划应包括如下内容：。 招聘的目的：为什么要招这个人？。 应聘者的工作任务：招进来的人将完成哪些工作。 对应聘者要求：为完成上述工作，应聘人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和技能2、追求"门当户对"

政体制和机构改革，不仅仅是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更深层次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又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研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一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第二，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应是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体制。综合这三方面的要求，改革的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建立和强化以下运行机制，即:强化效率效益机制、强化规范约束机制、强化协调指导机制、强化廉政监督机制。

(一)强化效率效益机制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需强化效率机制，一方面是由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同时，又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当前，需要着重从市场经济要求的角度去认识强化行政管理效率机制的必要，险。

    效率观念是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市场中的商品生产者，不但其生产的产品对人们要有用，而且其生产该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要低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其产品在市场上才具有竞争力，才能实现其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所以，商品生产者都非常重视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和社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一系列调控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机构，这些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商品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因而必然会影响其经济效益。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但要求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必须讲求效率，也同样要求政府和社会的经济调控和管理部门以及一切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有关的行政部门都要讲求效率。市场经济社会奉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信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我国当前为了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行政办事机构的工作效率。

    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需强化的效率机制包括以下几种具体的效率机制:

    1、社会效益与成本效率相结合的效率机制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体制，因而，我们的行政管理中的效率和效益，首先要求对人民要具有有益性，对社会要具有有益性，要讲求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时效性。我们的行政管理系统面对着广大的城乡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大量问题的解决，往往带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及时得到妥善处理和优质服务，不容拖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然要求这种体制注意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时效，首先要求这种社会效益。

    行政行为又是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是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的。这就必然存在一个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问题，也就是对行政的投入与行政行为效果之间的比率题。我国政府部门重投入不重产出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部门争编制，争预算，争拨款，而高编制、高预算往往带来的是机构林立，冗员增多，经费浪费，最终是产出率低，效率低下。因此